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防动员工作-金沙澳门官网

　　[摘要]在抗日战争中，我党秉持民族大义，结合根据地实际和抗日战争进程，在政治上注重与国民政府的友好合作，在军事上重视与国民党军队的密切配合，在精神上重视与国民党共同塑造民族丰碑，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；以多种形式突出抓好学生、民众和干部为主体的国防教育，不断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情感；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情况下，与西方阵营达成必要的谅解和妥协，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战略同盟及军事互助协定，通过有效的外交动员积极寻求抗战的国际支持；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克服了战争困难，通过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，为支持长期抗战夯实了国防经济基础；重视搞好双拥工作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拥军政策，搞好抗属的抚恤工作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，使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，从而形成了全民族抗击日寇的洪流，有效弥补了武器装备的缺陷，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　　[关键词]国防动员；国防教育；抗日战争；
　　[中图分类号]e269.3[文献标志码]a[文章编号]1000-8284（2016）02-0082-06
　　在伟大抗战这部波澜壮阔的宏篇史诗中，边区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为整个国防斗争的一部分，在抗击敌伪、争取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我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之所以能够抗击60%的侵华日军和95%的伪军[1]，不仅因为人民军队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，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，还在于我党能够放手发动群众，主导了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。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，我党坚持一面进行国防斗争、一面加强国防建设、一面搞好国防动员，把根据地乃至国际国内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于聚焦于抗战之中，为最终战胜敌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　　一、重视国共合作，积极营造团结抗战的文化氛围
　　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，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。我党秉持民族大义，摒弃前嫌，极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。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春，在爱国主义旗帜下，两党同仇敌忾，两军共赴国难，共同抗击日寇，谱写了团结御侮的新篇章。
　　一是注重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友好合作。1937年7月，我党在《抗战宣言》中指出，“全中国人民、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，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，抵抗日寇侵略”！之后，毛泽东在《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、办法和前途》一文中指出，“愿同国民党和全国同胞一道，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”。8月25日，中共发布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强调，“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，建立全国各党、各派、各界、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领导抗日战争，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” 。1938年7月，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上，我党提出《拥护国民政府，实施抗战建国案》，强调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“更加亲密团结”“更加友好合作”。1940年以前，延安追悼阵亡将士集会时，都把中华民国国旗和孙中山遗像悬挂于主席台中央，旁边为林森、蒋介石、毛泽东、朱德的肖像，努力营造国共合作、全民抗战的气氛[2]。
　　二是重视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密切配合。1937年8月12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，我党代表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应邀出席，共谋抗战大计，确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打击日军，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牵制日军的军事斗争方针。从此，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在华北、华东、华中战场并肩战斗，痛击日寇。在忻口战役中，八路军出动1.9万人，115师在晋西北收复了多座县城，120师发动雁门关战役歼敌800余人，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，有力配合了16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。在太原保卫战中，阎锡山请周恩来出席作战会议，确定由周恩来和卫立煌一起在太原城内指挥战斗。太原失守后，卫部被日军围困，八路军115师阻击2 000余日军使其脱险。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“复兴民族最精锐之师”，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和彭德怀称“八路军屡建奇功，强寇迭遭重创，深堪嘉慰”。淞沪会战时，上海地区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发动上海各界组成战地服务团，给国民党军最有力地配合。台儿庄战役中，白崇禧、李宗仁基本上运用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和斗争策略。徐州会战时，八路军、新四军牵制日军5个师团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。武汉会战期间，毛泽东两次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作战。在历次重大战役上，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与我军敌后战场形成相互牵制之势，对日军形成了战略反包围，有力改变了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。
　　三是重视共同塑造民族丰碑。为铭记革命先烈，塑造民族丰碑，坚定抗敌意志，激发抗战精神，抗战期间，我党不仅隆重举行了“追悼左权将军等抗日阵亡将士大会”“彭雪枫将军追悼大会”，而且在延安举行了“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日战争阵亡将士大会”“抗战一周年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”，缅怀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国共将士。在郝梦龄、佟麟阁、赵登禹、饶国华、李桂丹等国民党将领为国捐躯后，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，英烈的感人事迹在根据地广为传诵。国民党著名将领张自忠、戴安澜、王铭章等将军殉国后，毛泽东等人专门题写了挽联，并派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祭仪式。据统计，抗战时期，我党先后21次开展向国民党英模致敬学习和纪念活动，而国民政府也先后50余次通令嘉奖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抗战英雄事迹。
　　二、加强国防教育，不断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
　　抗战时期，我党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抓好落实，为振奋广大军民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民族精神，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。
　　1937年5月8日，毛泽东在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》中指出“要做好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、教育上的国防准备”。所谓教育上的国防准备，就是国防教育。1938年1月6日，《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》强调“实行国防教育政策，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”。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，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把“创造与发展了国防教育的模范”作为重要经验进行总结，会议还通过《发展国防教育，提高大众文化，加强抗战力量案》，推举成仿吾、徐特立等29人组成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届执委会[3]184。1939年1月，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》确定了 “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，培养中华民族优秀的后代；发展民众教育，消灭文盲，提高边区人民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；实行干部教育，培养抗战人材”的教育方针，从此，边区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干部教育、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中轰轰烈烈地展开。